詩圣杜甫在當代備受推崇的名作是《三吏》《三別》，其次還有《春望》《北征》《麗人行》《兵車行》等詩作，這些詩是以思想性、人民性而著稱于近代的。杜甫因此在近百年來被譽為心系蒼生、憂國憂民的現實主義詩人。這是當代國人對杜甫的主流印象。

其實，杜甫在唐朝僅在詩人精英圈子中享有一定地位，與李白、高適都是詩友；在朝廷他的聲名與李白比那不是一個等量級的，歷經玄肅代三任唐皇都不被認可。杜甫名盛是在宋代、清代之后，被追授“詩圣”；但是，宋、清時期備受推崇的杜詩并不是《三吏》《三別》。

（1）家世顯赫

杜甫出身宦官世家，家學淵博。論起來他是晉代名將杜預第十三代孫，遠祖杜周是漢武帝時期有名的酷吏；曾祖父杜依藝做鞏縣縣令時，舉家從襄陽遷至鞏縣（今鞏義市）；祖父杜審言做過洛陽丞、修文館直學士、著作佐郞、膳部員外郎等官職，一般認為，七律、五言詩為杜審言首倡，杜甫也引之為傲:“吾祖詩冠古。”

杜甫出生在鞏縣，其性格接代他的祖父，他的詩歌藝術在他爺爺的基礎上又有長足發展，對后世詩歌發展影響很大，宋代以后被推上“詩圣”高位。杜甫的父親杜閑先后任過朝議大夫、兗州司馬等官職。細算起來，杜甫是地地道道的“官N代”。年少時期家庭富足生活無憂，這才使得杜甫有優越條件專心學業，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游歷吳越齊趙），奠定了詩圣厚實的知識與閱歷基礎。

詩圣杜甫天資聰慧，作詩的天賦小時候已經表現出來。據說他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然而，福兮禍所伏。優渥的生活條件也消磨了杜甫進取精神，延宕了他考取功名的人生。

二十三歲之前杜甫很有些紈绔子弟之相，到處游山玩水，不過這也拓展了他的視野。青年時期的杜甫不說是錦衣玉食，那也是不缺錢的主，學習生活閱歷是黎民百姓的子弟無可比擬的。

當然，出身不可選擇。依其后來憂國憂民的詩作來論，杜甫是背叛了自己的階級的了。他應該算是一個批判型愛國者——仕途坎坷促進了他思想感情的轉變。

孔子曾告誡皇帝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是，文人他就“知之”了。這對統治者是一個問題。另一方面，孔子對皇帝需求欠考慮，他那個愚民之策不周全。

隨著社會發展，社會管理事務增多，皇帝奪取了江山社稷，開始當起了董事長，他就需要聘請一幫子代為“牧羊”者，自己坐在那里動動嘴就好了。

皇帝總不能找一幫愚民吧？所以，歷代皇帝并不全聽孔子的。隋朝之后，歷朝歷代皇帝開始選拔文化精英們并利用（養）起來：我管你吃肉，你得幫我做事說我好。故而，在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時期的文官都能來兩句贊美詩詞，好賴另說。

然而，杜甫是一個偏才，不適應科舉考試。

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常人十三歲就參考的鄉試，游興未盡的杜甫二十三歲上才參加。鄉試杜甫估計是過了，不然也不能進入進士考試。次年到洛陽參加進士考卻名落孫山。表面看來，二十四歲的杜甫顯得并不十分在意，照樣游樂山水間。

他是官N代、富N代，有這個經濟條件，中不中舉好像在他并不十分緊迫。直至十一年后的天寶六年（公元947年），唐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就是專招偏才奇才，杜甫聞訊即結束“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游生活，與李白辭別，只身趕往長安一搏功名。這說明杜甫心里始終存在中舉之念。此時，杜甫一定認為朝廷招“通一藝者”或是自己一次鯉魚翻身的機會。

天寶六年，唐玄宗特例選拔專才的大考我們無法判斷杜甫會試成績，因為恰遇獨攬朝政、排斥賢才的宰相李林甫主考，他以“野無遺賢”判下所有應試專才士子，無一人考中。“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杜甫興沖沖而來，志在必得；如此結局，可能讓他覺得無顏見家鄉父老，故滯留京兆（長安）杜陵，從此開始了長達十年的“京漂”。

屋漏偏逢連陰雨。不久，杜甫父親死在兗州司馬任上，后母帶著三個弟妹生活，無力顧及杜甫了。

經濟來源中斷，寄居長安的杜甫生活立時窘迫起來。從此杜甫開始有了社會底層生活的艱辛體驗，嘗盡人間冷暖。他不得不為斗米折腰，游走于權貴之間，“奔走獻賦，投贈干謁”；先后贈詩給汝陽王、尚書左丞韋濟、京兆尹鮮于仲通等人，然而始終沒有遇到貴人賞識提攜他。“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杜甫詩句寫盡十年“長漂”屢屢遭人白眼的生活窘態。太傷自尊了。可以肯定，這些挫折對杜甫思想情感逐漸靠近社會底層民眾起到了促進作用。

（2）“京漂”與亂世，造就了現實主義的杜甫

其實，杜甫曾經為唐玄宗寫過贊美詩，并接受了皇帝恩典，有杜工部的《三大禮賦》為證，哪位有興趣可以找來看看。杜甫家族有這個傳統的。杜甫爺爺杜審言在朝言朝，就曾給武則天作過《歡喜詩》，并因此深得女皇賞識，當下就獎勵他為著作郎，后又任修文館直學士。

話說杜甫科考未中，在京城窮困潦倒，天寶九年冬天忽聞玄宗開年正月將舉行慶典，立刻想起了他爺爺的路子，琢磨著拿贊美詩作敲門磚，他自己也覺得這是天賜良機。“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于篇章”，可見杜甫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神情。

于是，年屆奔四的杜甫向唐玄宗先呈上《進〈三大禮賦〉表》，后又輾轉獻上潛心創作的《三大禮賦》，孤注一擲。果然，玄宗李隆基看了《三大禮賦》覺得寫得奇妙，遂將杜甫收進集賢院待任。然而，嫉賢妒能的權相李林甫是最不希望朝中有賢者智者的，不斷從中作梗，杜甫長時間并沒有得到任用。

據實說，杜甫是有當官的愿望的。

“學而優則仕”被古代讀書人當作座右銘奉行不渝，無可厚非。在朝做了官可以入家譜，光宗耀祖，名垂青史；僅僅會寫詩文一般上不了家譜。尤其是隋朝大業元年開創科考之后，“學而優則仕”與科舉制度進一步融合起來，強化了文人讀書做官的思想，逐夢仕途成為很多讀書人的一生追求。古時文人又不能出書吃版稅，拿不起刀槍，種不得豆菽，只有做官一條路，這叫“以官入世”。

因此，古代文人多有權力欲望、權利榮耀，當官是文人的終極夢想。在“家”“國”一體的宗法專制時代，“入仕”被美化為“以天下為己任”的行為，能具體體現文人“位卑未敢忘憂國”的胸襟。所以，入朝為官成為古代“士”的普遍追求。如此說來，讀書做官也不能算是大缺點。

“京漂”十余年，希冀求得一官半職一直是杜甫潛藏內心的強烈愿望，也是他在長安苦苦堅持的精神支撐。“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詩句明白無誤地表達了杜甫想為皇帝做事的夙愿，也飽含著他企望通過做官的平臺實現此生有一番改變社會作為的夢想。這期間，河南尹韋濟喜愛杜甫詩作，曾到杜甫家中尋訪。

天寶七年，韋濟升任尚書左丞，杜甫立即奉上《贈韋左丞丈濟》詩，贊頌韋家門第，委婉提到“老驥思千里，饑鷹待一呼”，表達希望獲得韋濟幫助，獲得一官半職的訴求。或許正是這一詩句，使杜甫頓失文人氣節，讓韋濟看不起他；也或許韋濟經過僅有的幾次與杜甫的交往，認為他作詩是高手，做官不一定適合。韋濟始終沒有回應杜甫。這無疑對杜甫的自尊心又是一個小傷害。

有些文人當官不成做了隱士，不是像他們自己說的那樣清高，覺悟也并不比杜甫高哪去，更多的則是他們自己屢考不中而失去信心。與隱士相比，杜甫還心存生活信心。

還有些考中進了朝廷的又不尊重領導，恃才傲物，覺得自己比皇帝還高明；同僚就更不在話下了，處不好關系，等等個性因素吧，往往不被重視和重用，心中難免生怨生恨。有氣節的文人在官場不能挺直脊梁，他難受，如李白。

端誰的碗屬誰管，端自己的飯碗才能挺直腰桿。雖腦滿腸肥，富貴卻難達高貴。所謂士可殺而不可辱，于是朝皇宮揮一揮手：“爺走了！”蕓蕓眾生過得苦，他認命，沒有額外想法；文人不這樣想，他因為多認幾個字，生活不如人，他就覺得懷才不遇，是皇帝不能識人善任，朝中官員多是草包奸佞；再進一步，他就會指責皇帝治理社會問題，一門心思揭露社會問題（民不聊生），表明自己是正確的；也有不被皇帝認可，尋求草民百姓認可之意。

文學天賦高的，因為個性因素做不了官或做不上大官的，往往精力單集中在文學創作上，且憤世嫉俗，他們看世相就比做了官的文人深刻一層，反而因此留下傳世杰作，是自尊心強的文人“求其次”的最佳結果，這叫“以文傳世”。求取功名不逮成就了不少這樣的文學大家。杜甫、李白、陶淵明、蘇軾都是最好的佐證。

科舉高中，做官順風順水的文人，肚子肥了腦袋空了，變成了政客；也有的文學天賦高，但治國理政謀略不如那些政客，又荒廢了作文，政治上也沒有建樹，文學上只有當時朝廷喜歡的舔菊詩文。

跪著寫出來的文章，無論語言多么華麗，詞藻多么優美，討了帝王高興，民眾看了作嘔。身處高位，當朝可能有人吹捧，但人死詩滅，不可能傳世。

文學天賦不高，個性又強的落魄文人一事無成，窮困潦倒，整天為生計奔命，怨天尤人，哪還有閑情逸致寫詩文；而那些做官的文人則混個肚兒圓，死后和那些官僚政客一樣被淹沒在浩瀚的歷史塵埃之中，化作糞土也算值得。

隱士也好，寫出憤世嫉俗的傳世名著的大文豪也罷，其實他們大多是求功名而不得的人。不要聽他們落魄后說的酸話大話，不想做官，不愿做官；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寫詩作文就好了嘛，都過了不惑之年，還跋山涉水去參加院試殿試圖什么呢？

毫無疑問，杜甫文學天賦高，但無奈命運不寵，一生仕途坎坷。天寶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一個河西尉，級別正九品下，日常職責就是捕盜、征收賦稅這些雜事，他嫌官職太小不愿去赴任。

杜甫有詩為證：“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

這詩還算有骨氣。當代有人認為杜甫是因為這個小官負責催收稅租，公干免不了逼迫百姓而不愿去干。這是以己度人，以今說古了。這個時期，杜甫對底層黎民百姓還沒有那么深厚的悲憫情懷。同年十一月，朝廷重給杜甫安排一個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就是看守軍中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的小官，級別八品下，比前授稍高，杜甫免為上任。至此，官職大小不論，杜甫總算“入仕”了。這年，杜甫已經四十三歲了。

要不咋說杜甫官運多桀呢，杜甫剛赴任胄曹參軍，就爆發了“安史之亂”。他奉命前往奉先，途中順道拐回家探望妻兒，沿途所見，到處是逃難的百姓，饑殍遍野；未進家門先聞哭聲，原來他的小兒子餓死了。災難落在自己頭上感受很不一樣，這對杜甫的情感進一步貼近百姓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安史叛軍勢如破竹，迅速占領洛陽，安祿山稱帝。天寶十五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李隆基帶著楊玉環倉惶西逃蜀地，長安淪陷。無奈之下，杜甫只得帶著家小避難于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

七月，杜甫聽傳太子李亨即位于靈州（今靈武）稱唐肅宗，尊玄宗為太上皇。此時杜甫做出平生重大政治選擇，把入朝做官的寶押在新君身上，八月只身北上靈州投奔新君唐肅宗李亨。

這表明杜甫此時仍然秉持忠君思想，寄希望于新主重整河山，能跟隨肅宗李亨某得更高官職。

倒霉的是，杜甫投奔新主途中被安史叛軍俘虜，直接押至長安囚禁起來，錯失成為新君“元從功臣”的機會。這就是命運！

盡管如此，在叛軍獄中杜甫還在為李唐王朝操心，寫下《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和《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為皇帝剿滅叛軍出謀劃策。

一年后的四月，郭子儀兵臨長安城下，杜甫趁戰亂冒險從獄中逃出，一路打探向西乞討追蹤唐肅宗到鳳翔（今寶雞）。肅宗見他衣衫襤褸而來，感佩他的忠心，房琯也站出來為他美言，肅宗李亨即授杜甫左拾遺一職，職級為從八品上。不僅提一級，而且崗位體面。這崗位蠻適合杜甫秉性的。

杜拾遺之謂即由此而來。

此后不久，杜甫又因卷入新老皇帝的宮廷權斗再次走上背運。唐肅宗李亨為削弱父皇的勢力，抓住由玄宗任命的房琯的小辮子決意罷免他的宰相職務。房琯與杜甫是朋友，在杜甫任左拾遺上曾向肅宗進過言的，也算是杜甫在朝中的一個靠山。此時，擺在杜甫面前有三條路：與房琯切割，落井下石或明哲保身。

思考再三，杜甫決定積極參與營救宰相房琯。

他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上疏為房琯辯護：“罪細，不宜免大臣”，甚至不自量力地勸肅宗收回成命。當然，杜甫此舉體現了重義親友的高尚品德，但卻惹怒肅宗，最終因言獲罪。在肅宗李亨拿下房琯之后，即將杜甫貶到華州（今華縣）作司空參軍。

仕途再度遇挫，令杜甫心情異常苦悶，感嘆世態炎涼，奸佞當道，忠良難以在父子二帝之間做人做官。此時杜甫心中怨氣很重，自然會滿腹牢騷。貶出朝廷的挫折加速了杜甫的思想轉變。

不久，杜甫即告假回洛陽、偃師探親。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二度之戰爆發，杜甫返回華州途中，親身經歷了這場戰事給民眾造成的深重災難，悲觀厭仕的杜甫才寫下了《三吏》《三別》。

《三吏》《三別》揭露了當朝很多陰暗面，雖然出發點是好的，但皇帝不一定能聽得進去，即使聽了也一定會不高興。《麗人行》更是直接揭露、鞭撻皇親國戚。

虧得當時沒有即時出版物，也沒有微信微博，杜甫這些詩沒能馬上就流傳于當朝市面；所幸當時也沒有那么多忠君“愛國者”舉報，不然，“出入無完裙”“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寂寞天寶后，園廬但蒿藜”“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這么多揭露社會陰暗面的詩，不是一首，一氣寫了六首，篇篇都是對時局亂象的鞭撻，對民不聊生慘象的血淚控訴。

這詩要是舉報到皇帝那里杜甫必是死罪，不死也要流放或充軍，縱有密友幫他，也是無論如何救不了他的。當然還有“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樣的詩句，被認為是心系天下的反映。我覺得這也是愛杜甫心太切，無限拔高了。

杜甫的“寒士”是指窮秀才，解釋為天下黎民百姓一定是錯的。唐代的杜甫最多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還不能是共產主義者吧？彼時，杜甫觸景生情，想到的是很多像他一樣未能入仕的文人，為他們屋不避風雨，衣不保暖，食不果腹的窘迫處境而發出這樣的呼聲。

命舛運蹇的杜甫回到華州，又遇到關中大旱，他親自“負薪采梠”，一家老小仍不能果腹，以至于又有兒女餓死了。可想平民百姓日子是怎么樣的處境了。立秋之后，杜甫因對官府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以致官不聊生，憤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

應該說，這一選擇，標志著杜甫與封建王朝的決裂，也即與仕途的揮別。至此以后，杜甫徹底站到了蕓蕓眾生的隊列，日常除了種菜種豆謀生就是專意寫詩，儼然一副農民詩人形象。

（3）“杜工部”是杜甫一生最高的官職

杜甫辭官之后，遭皇帝貶謫的人誰還敢任用他呢？于是，杜甫輾轉到了成都，或許是有意投奔好友嚴武。

在成度，幸得嚴武、高適等人幫助，眾友人出資讓杜甫在浣花溪畔搭建一座草屋，全家暫且安身于此，靠友人接濟度日。生活中貧困線上，心情依舊不順。一次大風刮毀了草屋，杜甫寫下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詩中充滿悲情。

再說嚴武。他雖為武將，卻愛作詩，可謂文武全才。《全唐詩》就收有嚴武的六首詩，其《軍城早秋》一首：“昨夜秋風入漢關，朔云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此詩足見嚴武善武能文，能在唐朝文學史上占一席之地。嚴武敬重杜甫的詩歌才華，一而再，再而三地關照杜甫，可見兩人交往足夠深厚。

“安史之亂”時，很多老臣護佑玄宗逃往蜀地，而嚴武則選擇護衛新主李亨西奔。由于他參與靈武起兵有功，李亨繼位后即授給事中，第二年調任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杜甫到成都不久，嚴武卻奉調回京，任侍御史、京兆尹，監修玄肅二帝陵墓。臨行前嚴武帶著酒肉登門與杜甫辭行，可見二人交情深厚。

嚴武走后，高適為官謹慎，杜甫小日子就差多了。

安史之亂持續八年，到廣德元年結束；這時，吐蕃、回紇又乘虛而入。由于吐蕃進犯隴右，蜀郡西北部三州相繼陷落敵手。成都尹高適應敵無方，于是朝廷復命嚴武為成都尹、劍南節度使再度入川。老天也算眷顧杜甫。

嚴武再度赴任成都忙于備戰，未見杜甫細說；待七月出師御敵大獲全勝，回師成都即邀杜甫歸來。嚴武勸說杜甫出來做官，給他舉薦實職被杜甫拒絕了。于是求其次，經過深入細致的勸進工作，讓他做節度府參謀，朝廷任命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官階從六品上職。

當時朝廷允許節度使幕府自己選聘幕僚（秘書參謀，唐之前叫門客），然后報備朝廷，朝廷授一個中央官銜。

這時候，對杜甫有成見的肅宗歸天了，朝中換了代宗李豫，節度使嚴武表薦杜甫得以奏準。工部員外郎本來就是虛職閑差，前面再加個“檢校”，實際就是嚴武為杜甫量身定做的一個領餉崗位。

但是不管怎樣，杜甫每月收入就穩定了，因而在成都生活就安定下來，過了一段好日子，詩作頗豐。杜甫這一時期的詩作都很陽光。

“杜工部”是杜甫一生最高的官職，因而成為后人對他最常見的尊稱。被尊“詩圣”之冠是宋代以后了。

古時候還沒有文學家、著名詩人的稱呼，更沒有一級作家二級作家之類的職稱，崇尚官本位，有官職稱官銜是對文人的尊敬。這種現象被視為中國的正統。古時士的地位，體現于入仕與否，入仕的文人在士這個群體是排第一位的；其次，隱士也會受到尊崇，因為它體現了士的高貴氣節。如陶淵明。除此之外，那必須得像李白那樣的，文章詩詞寫得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南京到北京，高貴是官稱。

這風氣，到現在還延續著，而且比歷史上更甚一籌。一個寫詩作文的人在黨政機關、文聯或什么協會有個一官半職，局長、副局長、主席、副主席、秘書長之類的官銜必放在“家”之前；在官場，所有副職稱呼時必得省略那個“副”字。

“會做人”與“不會做人”在官場實際是說你“會做官”與“不會做官”。會，就是“惟上是從”，入圈子（近百年以來叫山頭、隊伍）、投靠山。一個圈子的同僚，錯的也是對的；對其他同僚會耍兩面派，官場傾軋中往往是圓滑者勝，精于此道者被譽為“識時務”的俊杰。

老實說，官場特別適合只講當時活得好，不管死后背罵名的人去干。一般來說，文人智商都不低，只要被官場潛規則浸染透徹，大都能夠游刃官場，官運亨通。接濟杜甫的嚴武就是很好的例子。嚴武兩次鎮蜀，最后以軍功封鄭國公。古往今來大抵如此。但是，官場那一套，品德高尚又恃才傲物的杜甫都做不來。

關于杜甫在官場的行為舉止，新舊唐書都寫道：“性偏躁，無器度，恃恩放恣。”“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因為有文化，文人的思想就更復雜（想法多），看問題也更透徹。他當別人都是傻子看不透，其實別人是看透不說透。酸腐與圓滑的區別在這里，做人的技巧也全在這里。

在很長時間里，杜甫的憤世，他對等級觀念的不屑，而真實的思想會在醉酒之后從心底跳將出來。

有一次在嚴武家里吃酒，杜甫喝多了，酒壯慫人膽，就有點暴露本性，他竟然跑到嚴武床上躺著，瞪著嚴武大叫道：“嚴挺之乃有此兒！”嚴武雖比杜甫小十幾歲，但官級正二品上，杜甫的從六品下還是嚴武為他討來的。杜甫酒后狂言，直呼嚴武父名，就有點忘乎所以了。

兩人中間差著十來級呢，還有一點君君臣臣嗎？

雖說嚴武寬宥了他，但其他官員未必看得慣。交往中，嚴武也適時批評過杜甫，不要以文才自恃；李白也曾勸導過他，官場容不得慢倨傲誕。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呀！相比嚴武，杜甫為官的確是很失敗的。但是，文人與官宦自檢者不多。往往是文人罵當政者是貪庸的“狗官”，當政者就回罵文人是不知好歹的“腐儒”。蘇軾一生挫折更多，就沒有像杜甫那樣怨天尤人。你看蘇軾的文章詞賦有寫社會陰暗面的嗎？杜甫是一落不起，蘇軾則能幾落幾起。

今有論者就質疑，杜甫如果真在朝廷做了官，未必能做到像魏征那樣直言不諱。河陽戰事緊急，假如杜甫是當地父母官，上峰派下壯丁，杜甫會不會派手下去強抓呢？這些疑問是沒機會驗證的了。

唐永泰元年(765年)，四十歲的嚴武英年早逝，杜甫一下子又失去了仕途和生活的靠山，生活再度淪落饑荒。心存自知之明的杜甫自知掛職領餉的自在日子一去不返了。于是，萬般無奈之下，他自覺地向新官辭行，帶著一家人乘舟順江東下出川，打算去郴州投靠舅舅崔湋，希望在舅舅羽下茍活余生。

三四月間，船行至夔州，杜甫一家上岸，吃的是槐葉汁冷面，杜甫覺得味道極美，當場作詩一首。詩中寫道：“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衣食無著的杜甫嘗到一碗地方小吃，尚且念念不忘皇帝，可見杜甫忠君思想是發自內心的。后朝蘇東坡解讀此詩，曾這樣評價杜甫：“一飯未嘗忘君”，贊其忠君境界可鑒。

由于戰亂和洪水，杜甫一家像漁民一樣以船為家，在湘鄂江河上漂泊經年。大歷五年（公元770年），杜甫病逝于潭州去往岳陽的湘水扁舟之中，享年五十九歲。

杜甫終其一生未能躋身士大夫階層。

（4）杜甫就是杜甫，后人不能按需而取

悲憤出詩人，挫折出詩人，貧窮出詩人。

縱覽過往，文學大家，詩圣，詞圣，大都會把悲憤、挫折、落魄化作硯中之墨，從筆端汩汩流出。按新文化運動以后的評價，杜甫則把顛沛流離的生活，人生失敗的情感轉化為對朝廷政治腐朽沒落、帝王昏庸無道的深刻揭露。云泥之別在于，詩圣杜甫心系蕓蕓眾生，而多數落魄文人發泄的是個人恩怨。

顛沛流離的生活讓杜甫更多地接觸到貧民百姓，也深切體會了蕓蕓眾生苦難生活的無比艱辛，他的思想感情發生了轉變，對底層百姓充滿了同情心，成就了他的許多傳世詩篇，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但也不能依今證古，把杜甫描繪得像近代革命詩人一樣。

客觀地看，杜甫寫那些貼近底層的詩歌初衷，更多的還是希望朝廷關注民生，根除時弊，以保江山社稷萬年存續。說他是一個批判型忠君文人可能比較貼切。或許，這樣的杜甫更真實可信，也更貼近歷史。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我們該慶幸杜甫做不好官。朝廷不少這么一個心直口快不斷惹皇帝煩惱的官，中國文學史上卻多了一位偉大詩人。百姓心中有秤，百姓口口是碑，皇帝輕慢的杜甫卻受到百姓愛戴。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杜甫官運亨通，不見得有多大建樹，而中國文學史上必定會少一位詩圣。糞土當年萬戶侯，詩圣杜甫代代傳。有人曾經發問：如果魯迅生活在當代將會怎樣？同樣的疑問也適合杜甫，他的那些針砭時政腐敗與揭露人民疾苦的詩篇，明顯是端著皇帝的碗砸皇帝的鍋，擱在今天，還不被“愛國分子”噴死啊？！

其實，宋清以來，傳揚的杜甫詩作還是側重藝術的。他的詩歌并不是專揭社會陰暗面的，百年前傳習的藝術水平最高的也不是《三吏》《三別》。

從藝術上論，杜甫的《登高》《兩個黃鸝鳴翠柳》《秋興八首》《月夜》《望岳》等詩作皆為上乘之作；后世傳頌的杜詩名句，如“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等等，都不是出于現代推崇的幾首杜詩，但卻都是達到了古典詩歌藝術現實主義高峰的名篇佳句，被后世奉為詩藝典范，并對白居易、元慎、李商隱、蘇軾、陸游等產生很大影響，成就了一批文學大家。

可以這樣說，前者是杜甫詩中的思想性代表作，體現了作者的人文情懷；后者是他的詩藝代表作，體現的是作者詩歌創作上的藝術高度，更值得我們學習傳承。可惜的是，“五四”之后，撇開了杜甫詩作中的藝術經典，出于某種需要，僅將他揭露時弊的詩推上高位。不讀《全唐詩》，不讀《杜甫詩全集》，人們會覺得杜甫好像是一位近代左翼詩人。其實不然。杜甫就是杜甫，后人不能按需而取。

中國五千年未曾改變，改變的只是社會管理者（統治者）。杜甫像一滴水珠，折射了中國民族文化的一個歷史現象，文學的名著、名家大都是后世追認的，至今未見根本改變。今天的文學大家不見得會是文學史上的大家，當今不被看好的作品后世可能被尊為傳世名著。作為一代詩圣，我們更多的應該是繼承和發揚他的詩歌藝術。

不以一眚掩大德。世上沒有完人，愛一個人，不必神化他（她）；愛一個人，必然會接納他的某些缺陷與不足。對待歷史與歷史人物正確的態度，不是按需選擇，更不是按需編寫。

歷史人物和歷史一樣不應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再則，我們也不能用今天的意識形態看待歷史，看待歷史人物。

寫下這篇文章，希望你能從中看到一個全息的鮮活的杜甫，從而理解杜甫是怎樣走向親民之路的，去研習他那些藝術成就高的詩篇。

【作者簡介】語哲，本名余道金，河南信陽人。已發表小說、散文、文學評論、雜談、時事財金評論200多篇，代表作《老人與荷》《長淮春色秀》入選多省區中學試卷，和《煙雨車云山》等二十余篇作品收入多種文學作品集。文論《散文貴有“文眼”》選入中學《語文》（浙教版）第六冊第5課。